（《华人宗教与社会评论》第5卷第1期编者序言）
杨凤岗
在过往的二十个世纪里，随着基督教向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的十字架也随之以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在世界各地出现，从简单捆绑在一起的粗糙木条到精心制作的镶着宝石的交叉金条。在当代中国， 最典型的基督教十字架则是这样的：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线条简洁，颜色鲜红。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着喜庆；而在现代，它又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革命。然而，对于中国的基督徒而言，这十字架的鲜红颜色象征耶稣基督为人类救赎以及殉道者为信仰受逼迫而流的血，这提醒信徒们要跟随耶稣并效仿殉道者的敬虔，尽管这也许意味着流血的代价。中国也有一些其他形状和颜色的十字架，但是这个简单的红色十字架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形态，常见于教会的内部和外部以及信徒的家中。
基督徒在当今的中国仍属于少数群体，至多占总人口的5%，然而基督徒的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因此，尽管政府对建造教堂施加各种限制，鲜红的十字架仍旧在大江南北的农村教堂顶上以及迅速变化的城镇天际线上不断冒出。这些屹立在空中的巨大红色十字架常显得扎眼，尤其是在一群拥挤的高楼大厦之间。每逢夜幕降临，许多高耸的十字架被霓虹灯照亮， 其光芒穿过常被烟雾充斥的一片黑暗。教堂顶部凸显的红色十字架已使得一些中共官员极其烦恼，以至于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浙江政府发动了一场在全省范围内拆除所有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确实，基督徒教十字架的显目扎眼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社会政治现象，而浙江的这场政治运动只是使之变得更加凸显。不出为奇的是，许多学者紧密关注此运动并做了许多系统的研究。因此，《华人宗教与社会评论》随之收到了许多关此话题的文章。因此，这期特刊奉献给对中国基督教以及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之学术研究。
在第一篇文章里，杨凤岗和他的研究团队呈现了此运动的一个时空分析。该文认为，尽管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运动是在一个更大的景观改造运动的掩饰下进行的，不论是秘密的或公开的党政文件都清楚地显示，这个运动的政治意图是意在压制基督教，并且浙江内外的许多基督徒对此也心知肚明。更重要的是，该文展示了这个运动在多方面的失败。省政府没能拆除绝大多数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不到三分之一被撤下），并且也没能压制住基督徒对该运动的反抗；不仅如此，许多牧师抵抗，反叛，或从官方承认的“爱国”协会辞职；最终，浙江政策也没能成为在全国广泛实施的范本。
在第二篇文章里，郝志东与刘焱探讨了该运动早期的一个重要冲突—拆毁三江教堂的案例。 通过分析围绕着这个特别教堂的一系列互动关系，此文作者认为，政教关系中的“相适应”原则在1990年代之后成为党政宗教政策的中心原则之一，它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当省政府决意要压制基督徒的反抗并执行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时，这个原则也就分崩瓦解了。第三篇文章，邢福增重在关注温州地区，该区域不仅受运动的打击最重，其中的基督徒也展现出最坚定且广泛的抵抗。通过从宗教政治视角出发的访谈和文件分析，作者对浙江基督徒领袖以及党政官员的角色提供了细致的描述与解释。在第四篇文章中，Mark McLeister 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个省的基督徒上，分析了浙江的这场政治运动对另外一省之草根基督徒的潜在影响。他认为，浙江事件加深了别省基督新教群体的千禧年信仰。
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容纳了各种多元化的社群。发生在浙江省的事，不管这个运动对于当地以及外界观察者显得多么的剧烈与震惊，它对其他省份的基督徒及基督徒群体造成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别省的基督徒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负。本刊的第五篇文章便是对于这个现实的一个很好的提醒。紧随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结束之后，此文作者段华在另外一个省进行了对女性牧师的田野调查，这些牧师视自己为承担着其家庭和教会的双重负担的母亲。借着她的叙事研究，她的研究展现出她的研究对象们“面临着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缺乏男性领导和同工以及会众信仰薄弱的多重挑战。”
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在不同的地区、县、镇间断式地不平衡展开。并且，这个政治运动对其他一个省份的基督徒群体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而关于另外一个省的女性牧师的文章没有提起这个运动而是仅仅关注了她们当地的事工。这样的一个现实，正如本期五篇文章所论述的，函示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政教关系也许在要来的年日里会变化莫测且危险重重，然而，任何一个压制的企图都不可能在全国境内统一实施或给各地带来相同的影响或后果。中国人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英文里类似的说法则是,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opens.”(当一扇门关了，另一扇则会开启)。